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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生平及叶圣陶教育思想汇总

日期:2016-11-03 / 人气:

叶圣陶(1894.10.28—1988.2.16) 生平简介

    原名叶绍钧,生于江苏苏州。父亲在地主家做帐房,家境清苦。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毕业后在一个初等小学当教员。1914年被排挤出学校,闲居期间作文言小说发表在《礼拜六》等杂志上。这些小说一反该刊物的趣味主义,较真实、广泛地反映了国民初年的社会生活,想象力较为丰富,构思不落俗套。

    1915年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1917年应聘到吴县用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其间与好友吴宾诺、王伯祥等人实验新式教育方案,传播新文化、新思潮。

    1918年在《妇女杂志》第4卷2、3号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锁谭》,推重具有自立的妇女。1919年参加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并在《新潮社》上发表小说和论文,探讨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改造。1921年与郑振铎、茅盾等人组织发起文学研究会,并在《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上发表作品。同年应朱自清之邀到杭州第一师范教书。1923—1930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1927年5月开始主编《小说月报》。1930年转到开明书店当编辑。抗日战争期间举家内迁,曾在乐山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到成都主持开明书店编务。1946年返回上海。解放前夕由上海经香港辗转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出版总署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的创作极为丰富,无论是诗歌、散文、童话,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1922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隔膜》。1923年出版的《稻草人》是我国第一部童话集。五册惨案发生后,写了《五月册一日急雨中》这一名篇。1928年,创作了优秀长篇小说《倪焕之》,反映了从五四到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及思想历程,刻划出多种多样的典型,批判了改良主义,讴歌了革命力量。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和针砭人情事态的杂文。其中《藕与莼菜》和《没有秋虫的地方》就是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散文名作。
    他的短篇小说以冷静、凝练、真实著称。描写和知识分子的《潘先生在难中》和描写农民生活的《多收了三五斗》都是名篇。在语言上,他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


1894年,出生于苏州吴县。
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14年被排挤出校,开始文言小说创作。
1911年11月,改为现名叶圣陶,笔名有叶锦、圣陶、斯提、桂山、秉丞、郢生等。同年中学毕业,后成为乡镇小学教师。
1915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尚公学校国文教员,为其编写小学国文课本。
1916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学校执教。我国的第一个童话故事《稻草人》是他写的。
1917年,应聘到吴县甪直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进行教育改革,编写新的教科书,工作到1922年,并开始写作。
1918年,在《妇女杂志》第4卷2、3号上发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1]
1919年,加入了北京大学的新潮社,开始白话文学的创作,发表小说、新诗、文学评论和话剧剧本。
1921年与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共同举起“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旗帜。“五卅”运动,与胡愈之等人创办《公理日报》,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后又主编中国济难会的《光明》半月刊。同年,与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文学为人生”。
1921年冬,叶圣陶开始尝试童话创作。《小白船》是他的第一篇童话,表达的是“爱”和“善”的理想主义。
192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发表了长篇小说《倪焕之》。
1930年任开明书店编辑。“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同年,转入开明书店,主办《中学生》杂志。[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
抗战期间,他前往四川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同时还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
1939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46年,回到上海后,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及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学教育研究会的顾问。
1949年,到达北平,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后任全国文联委员。
1949年后,先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主席。[1]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8年2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著作书目]
隔膜(短篇小说集)1922,商务
雪朝(新诗集)与周作人、朱自清等8人合集,1922,商务
火灾(短篇小说集)1923,商务
稻草人(童话集)1923,商务
剑鞘(散文集)与俞平伯合著,1924霜枫社
线下(短篇小说集)1925,商务
城中(短篇小说集)1926,上海文学周报社
风浪(儿童歌剧)1928,商务
未厌局(短篇小说集)1929,商务
倪焕之(长篇小说集)1929,开明
恳亲会(戏剧)1930,小说月报社
当代英雄的石像(童话集)1931,开明
脚步集(散文集)1931,新中国书店
三种船(散文集)1935,生活
未厌剧习作(散文集)1935,开明
圣陶短篇小说集 1936,商务
叶绍钧选集 1936,万象
叶绍钧文选 1936,仿古书店
四三集(短篇小说集)1936,良友
小白船(童话集)1936,艺林书店
叶绍钧代表作品选1937,全球书店
给战时少年(散文集)1938,大路书店
叶绍钧代表作 1941,三通书局
遣愁集(小说、诗歌集)1943,创作文艺社
微波(短篇小说集)1944,艺光出版社
西川集(散文集)1945,文光
绍钧杰作集(短篇小说、散文集)1946,全球书店
叶绍钧代表作(短篇小说集)1946,全球书店
怎样游戏(儿童文学)1947,中华
李太太的头发(散文、短篇小说集)1947,博文书店
叶圣陶文集 1948,春明
皮包(短篇小说集)1948,中华
寒假的一天(文学初级读物)1953,人文
叶圣陶短篇小说集 1954,人文
一个练习生(语文读物)1955,通俗
叶圣陶童话选1956,少儿
叶圣陶文集(1—3卷)1958,人文
叶圣陶选集 1958,香港新艺出版社
小记十篇 1958,百花
叶圣陶选集 1959,人文
抗争(短篇小说集)1959,人文
?存集(诗集)1960,作家
评改两篇作文 1964,北京
评改两篇报道 1965,北京
文章评改 1979,上海教育
儿童文学研究 1979,少儿
我和儿童文学 1980,少儿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1980,教育科学出版社
日记三抄 1982,花城
叶圣陶论创作 1982,上海文艺
叶圣陶散文甲集 1983,四川人民
叶圣陶序跋集 1983,三联
我与四川(散文、诗歌集)1984,四川人民
叶圣陶散文已集1984,三联
《稻草人》和其他童话 1984,少儿
小诗自咏(古诗)1984,杭州
现代安徽游记选 1984,安徽人民
童话 1985,新蕾出版社
叶圣陶 1985,人文
和青年朋友谈自学 1985,北京档案出版社
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85,中华书局叶圣陶童话选1986,吉林人民
叶圣陶论语文教育 1986,河南教育
叶圣陶代表作 1987,黄河文艺
叶圣陶读本 1987,上海教育
叶圣陶集(1—5卷)1988,江苏教育
叶氏父子图书广告集 1988,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研究资料书目]
叶圣陶评传(陈辽)1981,百花
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朱永子)1982,宁夏人民
叶圣陶(叶至善)1983,香港三联
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金梅)1985,上海文艺
叶圣陶年谱(商金林编)1986,江苏教育出版社
叶圣陶研究资料(刘增人、冯光廉编)1988,十月








 

叶圣陶教育思想精髓:教是为了不教


   核心提示:以确认儿童的主体地位为前提,以促进儿童的自主发展为根本,从研究儿童的学习天性、本能、特点、规律和我国社会变革发展要求出发,叶圣陶初步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实践,使之获得真知,学会学习、学会做人。

      “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在我国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许多成功的教育教学改革先进典型,几乎无不与这一教育思想具有内在的联系,自觉实践或者生动体现了这一教育思想。

  ■任苏民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在投身社会变革发展和文化教育改革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教育思想,其独创性的思想精髓和核心就是:“教是为了不教。”

  “教是为了不教”这句话明确的文字表述,首次公开出现于叶圣陶1962年4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阅读是写作的基础》一文中。实际上,这句话高度概括的教育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叶圣陶早期的教育改革实践与思考中。

  1916年,叶圣陶在上海尚公小学任教时写的《我校之少年书报社》一文即初现了这一教育思想的萌芽。他在该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儿童求学,爰来学校;学校应其求,乃授之以课程。知勉强注入之徒劳也,知利用儿童求知心之事半功倍也,故教授方法采用自学辅导主义,课前令之豫备,课后复令温习,务以养成其自力研修之习惯。”不久,叶圣陶应邀到甪直“五高”(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教育改革探索,更深刻洞察了中国社会变革和人的解放所必然带来的教育价值的根本转变。他在1919年写的《小学教育的改造》这篇教育改革宣言式的论著中指出,教育的意义和目的,绝不是把传统道德和前人知识强制传授给儿童,儿童“人生必须是自觉的,自动的,发展的,创造的,社会的”,成为能够自主学习、发展、创造,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的“现代人”。

  以确认儿童的主体地位为前提,以促进儿童的自主发展为根本,从研究儿童的学习天性、本能、特点、规律和我国社会变革发展要求出发,叶圣陶初步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实践,使之获得真知,学会学习、学会做人。这一思想,在他此后长期的教育改革实践包括课程教材建设、教学研究指导中,不断地展开、丰富和深化。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在对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现实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批判“把学生看成空瓶子”的传统教育观念和模式,阐述自己的教育思想,提出了“教是为了不教”的精辟论断。

  进入新时期,叶圣陶在倡导和推动教育改革中,总结并发展自己的思想,先后发表了《自力二十二韵》、《大力研究语文教学 尽快改进语文教学》、《“鼓励自学成才”及其他》、《读书和受教育》等一系列论著。“教是为了不教”,进一步成为对我国新时期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教育思想。

  “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对教育教学的要求,揭示了教育教学与学生成长、知识学习与主体发展、课程教学与课外自学、学校教育与终身学习的辩证关系,阐明了中国现代教育教学的本质、目的、规律以及学校和教师的职能,深藏着解决知识无限与人生有限、提高质量与减轻负担等当代教育基本矛盾和难题的中国智慧。

  “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使教育教学蕴含和贯穿了一种深刻的人文精神。叶圣陶说:“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假如学生进入这一境界,能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岂不是就不需要教了吗?”

  “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科学地总结了一套深深扎根并能够指导中国广大教师实践的现代教育教学基本原则、方法和经验。叶圣陶把这一思想贯彻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特别是语文教学过程中,总结提炼出了诸如创设情境、探索尝试,愤悱启发、相机诱导,讲解精要、贵在身教,教材为例、举一反三,指点学法、逐渐放手,实践历练、养成习惯,因材施教、发挥创造,正确评价、促进自学等一系列教育教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他把这一思想体现在课程教材编写和实验,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和实验上,探索构建了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现代语文课程教材教法学法体系。

  “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为当代教师专业发展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叶圣陶在给教师的一封信中指出:“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与,而在相机诱导。”这也正是当代中国教师所应当具有的专业自觉。叶圣陶认为,由中国现代教育教学的价值、目的所决定,教师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教师的专业发展越来越体现在教师追求教是为了不教,善于引导学生自学的教育教学素养、智慧和能力的发展上。“唯有能这样做的教师才够得上称为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在我国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许多成功的教育教学改革先进典型,几乎无不与这一教育思想具有内在的联系,自觉实践或者生动体现了这一教育思想。在研究制定教育规划纲要前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经多次从我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实施素质教育的战略高度,倡导学习实践这一教育思想。所有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叶圣陶“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作者单位:江苏省叶圣陶教育思想研究所)







 

叶圣陶的教育理论及其形成和发展

叶圣陶教育理论的精髓,大致可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旨在“做人”──这是教育的宗旨、目标。

叶氏认为,教育的宗旨不是别的,就是让受教育者学会“做人”。如果把受教育仅仅看作是读书,仅仅看作是读懂几本教科书,那是不正确的。读书,读教科书,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在学会做人。受教育,学做人,手段不止于读书,更不止于在学校里读教科书;出了校门,走上社会,接触各种各样的问题,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吸收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是受教育。在“做人”的问题上,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的。

说到“做人”,人有各式的人,做有各种做法。叶氏说:“受教育的意义和目的是做人,做社会的够格的成员,做国家的够格的公民。”什么是叶氏心目中的“够格”呢?首先,要懂得人活着是为了推动社会和国家向前发展,是为公而不是为私。早在1932年,他就向中学生们提出了“何所为而学习”的问题,他认为:“学习不能没有中心;换句话说,学习这个,学习那个,要明白何所为。将趋向‘封建时代的权威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呢,还是趋向‘使人类的劳动力无限发展的集体主义’?对这个问题不作决定,学习就像盲人骑瞎马。”这是做人的方向,做人的根本。在现代社会,只有怀有集体主义广阔胸襟的人,才能是一个真正有益于人类、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的人。其次,要懂得世间某些事物的道理和做法,即遇到问题和矛盾能“知”也能“行”。叶氏说:“做一个人必须与物跟事打交道,打交道必须凭藉知和能。你不懂得道理和做法,交道就打不成,你的生活必将一塌糊涂,这如何要得?”有知识,也有本领,这是做人的起码条件。在现代社会,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新的事物不断涌现,各种社会关系益趋复杂,一个“够格”的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他需要的“知”和“能”,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要求都将比以往高得多。受教育即学做人这个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又将在实践上充实新的历史内容。

做人,怎么做法?叶氏认为,在校学生说起来是在学做人,实际上,“学”的过程也必须是“做”的过程。不能说,学生时代只是未来做人的“准备”阶段;否则,就意味着做学生与做人是一前一后的两回事,决无这个道理。叶氏说:“学生在学校里念书做功课,理由是预备将来做人,将来做事,这是成千成万的教师父母们如是想的,也是成千成万的学生们信守着的。换句话说,学生过的并不是生活,只是预备生活。所以一切行为,一切思虑,都遥遥地望着前面的将来,却抹杀了当前的现在。因此,从初级小学以至高等大学校里的所有一个个生物只能算‘学生’,还不能算‘人’,他们只学了些‘科目’,还没有作‘事’。”这种观念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将来固然重要,现在却是通向将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同样重要。现在学会做一个够格的学生,将来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够格的公民。学,就是要做,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行。所以,叶氏十分强调受教育者在求知求能的过程中,必须倾注全部心力去求真知和真能,决不能仅止于头脑里能懂、口头上能说,必须行动上真正能做才行。

既然教育的宗旨在使受教育者学会做人,那么做人是人人必须学会的,否则要影响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影响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所以教育的受益者必须是受教育者的全体,而不是少数个别“超群”人物。叶氏在40年代就曾大声疾呼:“教育要为全社会而设计,要为训练成对社会作点事的人而设计;教育决不能为挑选少数选手而设计,结果使这些人光荣显耀,站在众人的头顶上,伸出手来,收受众人的供养。”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8年,他在呼吁“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时候,又强调:“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多数”还不够,必须是全体。这对那种以为普通教育仅仅是为了培养少数“尖子”的教育思想是严肃的否定。

第二,重在“习惯”──这是实现教育宗旨的关键。

叶氏教育理论的闪光点,不仅是在强调教育的根本目标在养成够格的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而且是在强调“养成”的关键就是要努力培养各种各样良好的习惯。学会做人,质言之,就是要逐步养成各种各样做人的好习惯。

叶氏要求受教育者个个成为真知真能的人。这“真能”的标志是什么?叶氏的观点是:要习惯成自然。叶氏说:“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了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勉勉强强的做一做,那就算不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习惯养成得越多,那个人的能力越强。我们做人作事,需要种种的能力,所以最要紧的是养成种种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叶氏确信:教育的本旨就在于养成良好的习惯,并且终身以之。

习惯,是一种持久而稳定的行动方式。习惯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习惯养成了,终身得益;坏的习惯养成了,终身受累,甚至还会殃及旁人、贻害社会。叶氏认为,在说不尽的众多习惯中,有两种习惯万万不可养成:一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二是妨害他人的习惯。所谓“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就是对待任何事情都随随便便,想怎样就怎样,不上任何规矩,也根本不想上什么规矩,一切随心所欲。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成了习惯,于是一切真正好的习惯都无法养成。“够格”的要求就在于要严于律己,求其“入格”,一切都无所谓的人,是永远达不到这个要求的。所以,从实质上看,这就是一种不愿接受任何教育的习惯。另外一种是“妨害他人的习惯”,小而言之如随地吐痰、大声喧哗;大而言之如侵吞公物、侵略别国。这些都是以个人至上主义为核心的有害行为。一切为非作歹的人,其起始的一步就在“妨害他人”。

叶氏认为,养成好习惯,要从“早”抓起,从“小”抓起。从“早”抓起,就是强调要抓“开端”,抓起始的第一步。叶氏说:“大凡一辈子需用的事最需养成好习惯。在习惯没有养成之前,取个正当适宜的开端,集中心力,勉强而行之。渐渐的不大觉着勉强了,渐渐的习惯成自然,可以行所无事了。这就是好习惯已经养成,足够一辈子受用。如果开端不怎么正当适宜,到后来就成了坏习惯。”所谓从“小”抓起,就是强调要从细微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上注意养成好习惯,这样,才能在对待大事、处理大局上也处处正当适宜。叶氏在抗战期间论述“革自己的命”的必要性时,曾对“立身为公”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说:“说到养成行为习惯,必须在最微细最平常的场合入手,积渐功深,遇到不微细不平常的场合也自然而然能够为公。公家的信封信笺硬是不写私信,买什么票上什么车硬是遵守秩序,这些事似乎无关大体,但是成了习惯之后,就可以保证自己不至于贪污,不至于侵犯他人的自由。”学生在校读书,言行举止多数不是什么关涉社会和国家的大事,然而好习惯就应该从这些细小的事上逐渐培养起来。

叶氏说:“养成习惯,换个说法,就是教育。”这样看来,在叶氏心目中,养成习惯和接受教育,是二而一的事。

第三,贵在“自得”──这是实施教育的原则。

叶氏确认,实施教育的关键既在养成种种好的习惯,那么习惯的养成必须靠受教育者自己尝试着去做,尝试着按照规定的要求去做。习惯的养成靠自励,一切知识和能力的获取靠自得;外力灌注是无济于事的,至少是劳多而功少的。

对于教育,叶氏提出过一条著名的原则,即: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他说:“我近来常以一语语人,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所谓“不需要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呢?就是: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换句话说,就是具备了自我教育的本领。在叶氏看来,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是一个具备足够的自学能力的人,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自我教育的人;否则,算不得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因此,叶氏进一步强调说:“所有各级各类学校以及补习、进修机构的主要职能,全都在引导来学的人向自学方面不断进展。”

叶氏曾经从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来论证自学能力的重要。从知识的广度上看,在现代社会要做个“够格”的现代人,应该掌握的知识太多太多,说也说不尽。各种教育机构只能取其重要的、基本的,作为例子教给学生;其他的更多的东西,必须由学生学会举一反三,自己去学习,去研究,去掌握,去扩充。从知识的深度上看,人类的知识财富,其积累主要不是机械相加,而是发展演进。因此,受教育者对于现成的知识,决不可“光知守而不知变”;一定要在接受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有所发现,有所改革,有所创新才是。这种发现、改革、创新,是别人不能代庖的;必须在自学过程中逐步到达这样的境地。

要培养自学能力,教者就必须在“导”字上下功夫。也就是说,善教者必须首先是个善导者。叶氏说:“教师当然须教,而尤宜致力于‘导’。导者,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之,卒底于不待教师教授之谓也。”这里的关键是要随时注意“减轻学生之依赖性”。学生对于教师,养成了种种依赖的习惯,这是教育的失败。要理解一个问题,依赖教师的讲述;要记录知识的要点,依赖教师的板书;要知道章句的错失,依赖教师的批改;再进一步,检查自己学得怎样,依赖教师的测试;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勿使放纵,依赖教师的管教。这样下去,离校以后他还能成为一个具有自治、自理能力的人吗?所以叶氏竭力主张,教育工作“如扶孩子走路,虽小心扶持,而时时不忘放手也”。这“时时不忘放手”,正是叶氏形象表述的一条教育原则。

坚信教育的原则在“自求得之”,还须充分认识任何受教育者都有“自求得之”的内在潜力。叶氏说:“善于启发的老师都把学生看成有机的种子,本身具有萌发生长的机能,只要给以适宜的培育和护理,就能自然而然地长成佳谷、美蔬、好树、好花。”学生,即使是刚刚接受启蒙教育的孩子,也不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木头,他总有接受新知识、掌握新本领的某种基础,善教者无非是善于利用这种基础,通过启发诱导,让学生凭借自己原有的潜力去获取新知识,锻炼新本领。而拙于教者,总是过低地估计学生的学习潜力,在学生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去理解、去掌握的地方,还在喋喋不休,以致学生听而生厌、昏昏欲睡。

教育的方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实施教育的原则应该是确定的。叶氏说:“方法问题,我以为总不宜定于一(定于一相当于近年来流行的‘一刀切’)。”而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其目标都应该是“达到不需要教”的境地,“把学生培育成在各个方面都超过他们的前辈的新的一代”。

第四,效在“直观”──这是实施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

“纸上得来总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教育即读书这种陈腐观念,造成了学校教育单纯地、片面地重视书本知识的偏颇。而叶氏则主张教育要求得最佳效果,就必须重视直观。叶氏提出的“直观”,决不仅仅是指课堂教学中运用图片或其他直观教具。它的内涵要丰富、深刻得多。

叶氏认为,学校生活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实际上就是学习怎样生活,怎样做人,因此,学校应该为学生设置种种环境,让他们能在这种种环境里直接去学习生活、学习做人。早在任教于吴县甪直高小的时候,叶氏就同吴宾若、王伯祥等好友在学校里开辟“生生农场”、开办“利群书店”,还设置“百览室”“音乐室”“篆刻室”,组织戏剧队、演讲队等等,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早早地去接触生活,锻炼生活能力。在30年代,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脱离实际的严重弊病,尖锐地指出:国语科光读书固然不妥,“而自然科、社会科的功课也只是捧着一本书来读,这算什么呢?一只猫,一个苍蝇,一处古迹,一所公安局,都是实际的东西,可以直接接触的。为什么不让小孩直接接触,却把这些东西写在书上,使他们只接触一些文字呢?这样地利用文字,文字就成为闭塞智慧的阻障”。直到现在,他对这一点仍然坚信不疑:教育必须重视直观,而直观“就是跟事物直接接触”。从学校范围内说,有条件的要开辟动植矿标本室、理化实验室、图书阅览室、实习工场、种植园地之类;从学校范围之外说,要组织学生到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馆、天文馆、地质馆、科技馆、图书馆去参观学习;再扩大言之,工厂参观,农村访问,社会调查,假期旅行等等,也是使学生从直观中受到教育的好途径。所以,叶氏的“直观”论,是教育面向生活、面向实际、面向社会的简要而朴素的表述。

叶氏的“直观”教育,不仅指直接接触各种事、各种物,而且还指直接接触各种人。古人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说法,所以,叶氏强调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应该多接触品行端正的人,接触足以为人楷模的人,使他们从中受到好的影响。叶氏说:“要使学生‘真能’实践好行为,有没有直观的门径呢?我说有。其一,教师以身作则,事事处处为人师表,这是学生最亲切的直观。其二,让学生多接近各方各面的先进人物,也是极为有益的直观。”从高尚、正直的成年人身上,青少年会看到自己的未来,这是十分重要的直观。

叶氏强调“直观”的效能,是同他坚信教育的实践性、感染性和综合性直接联系着的。教育不仅要使人“知”,更要使人“行”,要能够实地去做,这就非直接去接触事物不可;教育不仅要诉诸人的理智,更要诉诸人的情感,要能够在情感上受到感染和熏陶,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而这种情感只有在直接接触有关的人、有关的事物的过程中才能萌发,才能激起波澜;教育不仅要传授某项知识和技能,而且要使受教育者各方面都得到发展,从而真能适应实际生活的需要,所以必须讲究综合性和整体性,而这种综合性、整体性的教育往往在直接接触事事物物的过程中才能有效地实现。

叶氏的教育理论博大精深,体现了鲜明性和丰富性的统一。以上概括的四个方面当然远不能穷尽他的理论建树的全部,但我相信这至少是他理论宝库中的某些精髓。这些理论观点,对于观察、研究、推进我们当前的教育工作仍然具有指导和借鉴的意义。

叶圣陶教育理论的形成,有着丰富、深厚的基础。

我国千百年来传统教育中的精华,是叶氏教育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叶氏是五四时期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勇猛地抨击当时的封建旧教育的战士。他的革新教育,正是以批判和否定旧式教育的“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为起点的。而他的抨击、批判和否定,都是集中在旧式教育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反科学、反民主的腐朽本质上。对于旧时代一些先哲和学者提出的符合教育规律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他决不妄加否定,相反,对于这些有价值的民族教育的精华,他总是精辟地加以阐述,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能重放光彩。他在很早以前就曾说过:“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行。”这里所谓的“知道自己”,就是要明白自己的过去,尊重自己的历史,对传统文化的一切利弊得失了然于胸。叶氏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的,在他的教育理论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对于传统教育中那些糟粕的尖锐批判,同时也可以看到对于传统教育中那些精华的吸取和改造。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是一条重要的教育原则。叶氏一贯主张教育要注重启发,要引导学生举一而反三。在最近为陈侠《论教育规律及其他》一书作序时,他还强调:“愤悱启发是一条规律。”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提倡“自得”,叶氏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倾注全力反复加以申说的,并且把“自得”的必要性提到“终身教育”的高度来予以解释,赋予时代的新的内容。荀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从受教育者方面肯定了学习必须求得自身真得实益的道理。叶氏为此专门写过一篇题为“‘为己’”的文章,精辟地解释了荀子的“为己”说:“为己,就是说所学都归自己受用,生活从而美满。为人,就是说所学跟生活不发生关系,学如未学,徒然说些空话,摆个空架子,使人家误认为他已经学了。”叶氏认为,如果认定“为己”的目标,那么就必须抛弃死读书的做法,而要把印在书本上的各种道理跟做法“化为咱们的知和能”,要“随时随地使各种功课跟咱们的思想行为打成一片”,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以上所说的这些古代先哲的名言,无疑是叶氏教育理论体现民族特色的重要基础。

在教育和教学的方法上,叶氏也是弃所当弃,取所当取,决不抱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孔子提倡“温故”,认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后世的书塾学馆,也大都强调要温理旧课。叶氏对此有自己的感受,他说:“从前书塾里读书,既要知新,又要温故,在学习的过程中,匀出一段时间来温理以前读过的,这是个很好的办法。现在教学国文,应该采取它。”他认为,通过温故,“回味那已有的了解与体会,更寻求那新生的了解与体会,效益决不会比上一篇新的来得少。”再如古代学文讲究“吟诵”,叶氏深以为然,认为“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与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对吟诵的科学依据作了透彻的说明。但他也注意到了传统吟诵法在运用上的缺陷:其一是“多数不注重内容与理法的讨究,单在吟诵上用工夫”,这自然不是好办法;其二是实行“强记”,这种“强记的办法是要不得的,不久连字句都忘记了,还哪里说得上体会”?所以叶氏认为,光注重内容与理法的讨究,而忽视吟诵,是一种偏向;光注重吟诵,而忽视内容与理法的讨究,也是一种偏向。“惟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而不偏。”

可见,对于传统教育理论的精华以及教育实践的经验,叶氏都十分珍视,并且能用比较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分析,从而有选择地予以吸取。这种立足于民族优秀传统的创造精神,是叶氏教育理论的一个鲜明特色。

自清末民初,特别是自五四运动以来,西学东渐,日本以及西方一些先进国家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不断输入我国;随之而来的,是科学和民主的革新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叶氏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不但从学校开设的一些课程中,接触到了西方文化,而且课余博览《民立》《天铎》《社会》《大汉》以及《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各种进步报刊,从中广泛涉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新的观点和新的观察问题的方法。从事实际教育工作之后,更是经常结合工作阅读当时的权威刊物《教育杂志》,取精吸髓,用以思索自己面临的各种问题。当时,在教育界,一方面通过报刊广泛引进日本或西方一些先进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一方面又邀请国外教育专家来华考察,希望他们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对我国教育的状况作分析。这些活动,对矢志寻求革新之路的叶氏无疑有极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在我国国内也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们中间有些是叶氏的前辈,有些与叶氏同龄,彼此有密切的交往和深挚的情谊,这些思想界的探索者和开拓者也都对叶氏有这样那样的影响。因此,概括地说,中外许多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是叶氏教育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例如关于“习惯”说。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一些心理学家已经对习惯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并确认养成习惯是人类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1914年7月号的《教育杂志》曾发表天民所著《柯尔文氏之本能及习惯说》,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心理学教授柯尔文关于“心理学即行动之学”的崭新观点,其中大量引述了19世纪以来哲姆士、雷丁格、路戛等人的研究成果。哲姆士曾从生理学角度解释习惯的含义,说:“凡刺激与对刺激而起之反应,常反复于一定之方向,则神经系中自然构成一抗阻最少之发散路。此即所谓习惯也。”哲姆士还揭示了习惯养成之法则:一是“集中”,即以强固的决心,集中全力毅然从事;二是“慎始”,即抓住最初机会,取个适宜的开端;三是“训练”,即反复实践,使之习惯成自然。1933年,步毓森写过一篇专论,题为“习惯与教育”,根据国外有关习惯问题的论述,论证了教育与习惯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些研究和讨论,对于叶氏“习惯”说的形成显然有相当大的影响。

在叶氏的“自得”说和“直观”说中,都分明体现了培养学生独立精神和创造精神的要求,这是对传统教育单纯注重知识灌输、单纯强调教师讲解的一种否定。关于中国传统教育的这一弊端,可以从美国教育家孟禄在20年代所作《中国教育讨论》的讲演中找到一种对比性的剖析。孟禄说:“中国人教授多用注入式,西洋人教授多用启发式,……西洋人考察教员教授的好坏,多拿教员和学生在讲堂上双方说的话多少作标准。若是教员在讲堂上只是讲,学生也只是听,差不多这个教员就不能算合格的教育者了。”又说:“中国今日的中学教学方法,是一种讲演式的教授法,学生居于被动的地位,无自动的精神。……现在美国教育最新的趋势,不仅使学生自动参与学习历程,并进一步使学生自动解决具体的问题。”30年代初,当时的国际联盟应中国政府的请求,决定由国际文化合作社委派一个专家考察团,到中国实地考察教育。其中主要成员有柏林大学教授、前普鲁士教育部长裴克,波兰教育部初等教育司司长法尔斯基,法兰西大学教授郎吉凡,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陶内等。该考察团在中国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定县等地先后考察了约三个月,后将考察报告题为“中国教育之改进”,由国立编译馆出版。其中对中国学校教育的状况作了这样的评述:“学校中用得最普遍的教学法,就是演讲法。教师一味把知识灌输全级儿童,学生只有被动的接受。在中国的学校内,先生不大问学生,学生也没有什么独立的工作可做。用这种方法,只养成学生对于四周环境起一种沉思的态度,不会供给创造和活动的动机。”所有这些,都在叶氏早期探索教育革新之路的过程中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当然,叶氏教育理论的形成,丝毫也不能离开他自身长期从事的教育实践活动。叶氏提倡“自得”,并解释说:“自得就是什么知识都经过自己的辨别跟融化,什么技能都经过自己的试练跟熟习,从而占有这些东西,跟这些东西发生血肉的关系。”他自己在吸取中外古今一些思想家、教育家的理论观点或实践成果的时候,总是牢牢地把自己的脚站定在自身实践的基础之上。叶氏曾说自己“50岁以前断断续续当教师”,在这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从幼稚班、初小、高小、普中、师范以至大学预科、大学本科、职业学校、广播函授学校等等,各级各类的学校几乎都接触过。他接触到什么新鲜的教育学说,就结合自身的实践进行思考,觉得有道理就拿来试行,所以他的许多理论观点可以说都是经过自身实践的检验的。正如他在《过去随谈》中所说,自从进学校当了教员之后,“职业的兴趣是越到后来越好,这因为后来的几年中听到一些外来的教育理论与方法,自家也零星悟到一点,就拿来施行”。这听、悟、行三个字,也许就是叶氏探索教育革新之路的基本过程,即:广泛吸收,深切领悟,择善而行,从而加以理论上的总结、提高。

教材是教育工作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早在20年代,叶氏就决定要为中小学编纂一套既能体现时代精神又符合青少年学习规律的语文课本。但他清楚地意识到,理想的范文很难从现成的文章中找到,最好是编辑者自己确定标准、自己动手来撰写。他这样想,也便这样去做。1931年他进开明书店国文部当编辑,便立志亲自动手撰写一部小学国语课本。1935年,叶氏又与夏丏尊为探求语文教学的科学序列,合作编辑了初中用书《国文百八课》;1946年以后,又陆续与朱自清、郭绍虞、吕叔湘等人合作编辑《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本和乙种本等多种体例的语文课本,多方面去进行革新的尝试。关于教材编辑工作的理论,就是在这长时间、多方面的实践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至于叶氏教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语文教育理论的形成,还与叶氏本人在学识和素养上的特殊品格有密切关系。叶氏既是出色的教员,又是高明的编辑;既是卓越的文学家,又是公认的语言大师;既是文章高手,又是教育专家;既博古,又通今。总之,涉足的领域十分广泛,而在每一个领域,他的造诣都超越常人。这样一位在语言学、文章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各个方面都有高度修养的人,他就能够多侧面、多角度地来考察语文教育中存在的各种现象或问题,并且获得比较准确、比较全面的认识;发为议论,也必然比较周妥。

传统教育中的精华、中外思想家教育家们的理论建树、自身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这就是叶氏教育理论形成的三大基础。如果把他的教育理论比喻成花果,那么叶氏自身的教育实践活动应该是滋生理论之树的肥壤沃土,而传统教育中的精华则是经过严格挑选之后施加的肥料,中外思想家、教育家们的理论建树则是日照和雨露。

叶氏的教育理论有一个形成、发展和逐步趋于丰富成熟的过程。他的理论本身也还远远没有“到顶”,它为我们提供的创造的天地更是十分宽广。

叶氏在教育问题上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几十年来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早在20年代,叶氏投身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时候,就认定了“以诚立身”的信条。他说:“我常觉得‘诚’这个字是无论什么事业的必具条件。我们心情倾注了某事某物,便将我们的全生命浸渍在里面,视为我们的信仰和宗教,这就能‘诚’了。”因此,他一生崇尚真诚,痛恨伪饰,不欺世,不媚俗,坚信真理,坚信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而决不肯因为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和信念。但是,他又是一个力主改革、反对因循守旧的革新者。他认为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应该懂得“知变,求变,善变,有所改革,有所创新”,因为“执一不二,光知守而不知变,不求变,不善变,是极不适宜于做人之道的,尤其是在多变激变的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他的一生也可以说是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求变,不断地改革的一生。因此,在教育领域里的某些具体问题上,他的看法总是随着实践的日益丰富、学习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有所发展,甚至更新。

例如关于教育的宗旨在“做人”,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叶氏几十年来一贯这样认识,毫不动摇。但是,做的是怎样的“人”?这“人”的历史的、阶级的内涵,则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明确、逐步充实的。在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封建宗法统治彻底瓦解,封建主义的旧式教育被资产阶级的新式教育猛烈冲击,培养具有独立意志、人格和能力的“人”,这个教育任务被人们提到了空前的高度来加以讨究。叶氏在长篇教育小说《倪焕之》中,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教育事业是要养成‘人’的,──‘人’应该把他养成怎样,‘人’应该怎样把他养成?──这非有理想不可。”当年叶氏笔下的倪焕之,他的“理想”是什么呢?“他相信中国总有好起来的一天;就是全世界,也总有一天彼此不用枪炮相见,而以谅解与同情来代替。这自然在各个人懂得了怎样做个正当的人以后。养成正当的人,除了教育还有谁能担当?一切的希望在于教育。”作为一个小说中的艺术形象,多少可以反映出作者对教育宗旨的某种意向,即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正当的人”,人与人之间都能谅解和同情。经历了五卅运动,现实斗争深刻教育了人们,到30年代,叶氏就明确提出了为私还是为公而学习的问题,要求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要成为“健全的公民”,都要趋向“使人类的劳动力无限发展的集体主义”,而抛弃“封建时代的权威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人”的概念,在叶氏心目中显然已经有了新的、更充实的内容。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叶氏已经十分敏锐地意识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人民已经是“全新的人民”,他们“在人生观,世界观,思想方法,处事条理,工作态度,工作技能种种方面,都跟以往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的教育,要为这样的“全新的人民”服务,要培养这样的全新的人。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叶氏思想发展的鲜明轨迹。

对于教育的革新问题,在早年,叶氏曾把希望寄托在具有革新精神的少数教育家身上,总认为教育的革新似乎仅在乎革除教育本身的弊端。他说:“念书,念得通透了,就去教学生。学生照样地念着,念得与老师一样通透了,也去教学生。顺次教下去,直至无穷。试问,‘你们自己的发现呢?’‘没有。’‘你们自己享用多少呢?’‘没有想到。’这就是一部教育史了。”这部教育史是教人承袭老例、抛弃自己、永远“照印老版子”的历史,必须要有洞察这一弊端而立志改革的有识之士出来治校或执教,这部历史才能朝着全新的方向发展。这是叶氏20年代前期的主要意向,他当时投身教育改革的第一线正是出于这样的强烈愿望。到了30年代,他的认识显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上海各界欢迎意大利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来华的热潮中,他写了一篇杂感,其中鲜明地提出了一个观点:“历代的政治经济规定了传统的教育方式,……教育不会独自改头换面的,要到政治经济都改变了以后,才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把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同教育联系了起来,并且确认教育的改革取决于政治经济的改革,这无疑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时代推进到了40年代末期,20多年的政治风云和严酷现实,长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广泛接触,使叶氏越来越认识到政治影响教育、教育服务于政治,这二者密切不可分,而且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进步的政治必然跟教育渐渐并家”,“一切政治化为最广意义的教育,”那将是“无限伟大”的成功。在这理想的一天到来之前,凡是立志于改革教育的,必须同时要立志于改革政治。叶氏在1946年写的一篇纪念陶行知的文章中说:“教育原不是孤立的事项,有这么样的中国,就有如现在模样的教育。有人说,要把教育办好了,才可以把中国弄好。这自然见出对于教育的热诚和切望,可是实做起来未必做得通。还是调转来说,要把中国弄好了,才可以脱出前一派教育(即陈腐的教育──引者注)的窠臼,彻头彻尾地推行后一派的教育(即进步的教育──引者注)。”所以他们对于陶行知先生“一方面竭力提倡‘生活教育’,一方面身任民主运动的先锋”,由衷地赞赏和拥护。

至于在国文教学方面,叶氏的许多观点也是不断地在发展着、完善着的。例如对于国文教科书的编纂,在三四十年代,叶氏曾竭力主张要改变以读单篇短章为主的习惯做法,提倡要把“整本的书”作为国文教材让学生研读,并在好几篇文章中,申述了光读单篇短章的缺点和研读“整本的书”的价值;但到40年代末期以后,他这种看法却有了修正,认为初中应该读典范的单篇短章,高中阶段则可以“兼采现代语的整本的书”。从20年代中期开始,叶氏就在编辑国文教科书上倾注了很多心血,尤其是在挑选古今范文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少现代作家的作品首次发表就被叶氏选中,编进教科书,从此成为“传统名篇”,如鲁迅的《故乡》、朱自清的《背影》、老舍的《济南的冬天》、夏衍的《野草》等等;但越到后来他越加清楚地意识到,选编优秀作品固然重要,确定语文训练的序列更为重要。1979年他在祝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的时候,要求研究会对“语文训练的项目和步骤”认真加以调查和研究,他说:“咱们一向在选和编的方面讨论得多,在训练的项目和步骤方面研究得少,这种情形需要改变。”

吕叔湘先生在为《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所作的序中,第一次提出了“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这样一个学习和研究的命题,并认为叶氏的许多教育论文尽管“大部分是解放以前写的”,但在现在仍然没有过时,仍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原因何在呢?吕先生说:“这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新问题,骨子里还是老问题,所以这些文章绝大部分仍然富有现实意义。”换句话说,在语文教育──其实何止是语文教育──中,有很多问题叶氏在几十年前就早已揭示过,并提出了他和当时一些同志的卓越见解,而这些问题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在实践上真正得到解决,所以叶氏教育理论中的这些问题的确还没有过时。此外,叶氏教育理论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不断探索、不断发展、不断从新理论新经验中吸取营养以期进一步接近真理的求实精神,更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向各个领域挑战的现代信息社会,新事物层出不穷地涌现,教育面临着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使命。叶氏一生所坚持的不断探索、勇于革新的精神,更是我们当前实现“三个面向”伟大任务所不可缺少的财富。(北京敬文堂教育研究院整理)



叶圣陶教育思想摘录

1、教育的根本价值和目的是“育人”,是培养“自觉的,自动的,发展的,创造的,社会的”现代中国人,是“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
 2、学生主体地位的确立。学生决非“空瓶子”,等着“揭开瓶盖,把各种知识、各项道德条目装进去”;“学生是主体”,是“有生机的种子,本身具有萌发生长的机能,只要给予适宜的培育和护理,就能自然而然地长成佳谷、美蔬、好树、好花”。 “受教育者自有发掘探讨的能力,这种能力只待培养,只待启发,教育事业并非旁的,就只是做那培养和启发的工作。”“把倚赖性的‘受教育’转变为主动性的‘自我教育’”。教育“为儿童全生活着想,固当特设一种相当的境遇”,“儿童既处于特设的境遇里,一切需要,都从内心发出”。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愤悱启发是一条规律”
3、教育过程要以到为主,逐渐放手,把“达到不需要教”作为追求目标。 “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辨,斗争能自奋,高精能自探” “教师当然须教,而尤宜致力于‘导’” 引导学生学会自学,“好比扶孩子走路,能放手时坚决放手,是一条规律”。教师要启发学生,熏陶学生,“让他们自己衷心乐意向求真崇善爱美的道路昂首前进”。
 4、教学的目的和功能目的:教为了不教功 能:“引导自学”,既指引导学生在知识、技能上“自为研索”、自我历练”,又指引导学生在思想、品德上“自辨是非”“自我修养”;既要引导学生自己去读 书,又要引导学生自己去实践;既包括学习方法的指导,又包括自学动机、态度、习惯、精神的培养;既是引导学生在校时主动学习,又是引导学生将来终生自学。 这种“引导”,不仅是“言教”,而且是“身教”。
5、语文教材的功能:一是“凭借”,二是“例子”,三是“锁钥”
6、语文教学的思路和方法阅读:自读、活读、多读、恒读。即尝试自学,了解揣摩,质疑讨论,诵读感悟,练习应用,积累养成。作文:为人生、写真话、重创造、贵自能。作文目标,为了人生,重在创造;作文内容,源于生活,发乎心灵;作文语言,修辞立诚,学习写话;作文过程,引导主动,自作自改。听说方面:诱导自觉、创设环境、锻炼习惯即明确目标要求,启发自觉听说;创设良好环境,教师示范熏染;课内课外结合,提供朗读、讨论、演讲、辩论等各种实践机会,督促认真锻炼,养成良好习惯。
7、 “理解是必要的,但是理解之后必须能够运用;知识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知识必须成为习惯。” “任何知识,第一要正确,第二要能够随时随地地应用,这哪里是讲一讲听一听的事?要正确,就得认真学习,成为习惯。要应用,就得切合实际,成为习惯。” “好的态度才能随时随地表现,好的方法才能随时随地应用,好象出于本能,一辈子受用不尽。” “直到‘习惯成自然’,不待强制与警觉,也能行所无事地去做去,这些就是终身受用的习惯了。” “养成习惯,换个说法,就是教育。”
8、养成学语文的好习惯是叶圣陶培养习惯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就语文学科而言,教师一定要鼓励和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尽早养成两种好习惯,一种是凭语言文字吸收(听和读)的好习惯,一种是凭语言文字表达(说和写)的好习惯。
9、 “能不能从小学高年级起,就使学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呢?或者不写日记,能不能养成写笔记的习惯呢?凡是干的,玩的,想的,觉得有意思就记。一句两句也可以,几百个字也可以,不勉强拉长,也不硬要缩短。总之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对自己负责……这样的习惯假如能够养成,命题作文的方法似乎就可以废止,教师只要随时抽看学生的日记本或笔记本,给他们一些必要的指点就可以了。”
10、我如果当小学教师,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明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那不是假意殷勤,仅仅浮在嘴唇边,油腔滑调地喊一声,而是出于忠诚,真心认他们作朋友,真心愿意作他们的朋友的亲切表示。小朋友的长成和进步是我的欢快;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钝是我的忧虑。有了欢快,我将永远保持它;有了忧虑,我将设法消除它。对朋友的忠诚,本该如此;不然,我就够不上作他们的朋友,我只好辞职。
11、阅读书籍的习惯不能凭空养成,欣赏文学的能力不是凭空培植,写作文章的技能不能凭空训练。国文教学所以要用课本或选文,就在将课本或选文作为凭借,然后种种工作得以着手。       
——《论国文精读指导不只是逐句讲解》1941.1.7
 
 12、语文教学好比一个锁钥,用这个锁钥可以开发无限的库藏——种种的书,你肯将它扔在抽屉里吗?锁钥既已玩熟,老玩下去将乏味,必然要插入库藏的锁眼儿,把库藏开开,才感满足。于是你渐渐养成广泛阅读的习惯。这样,语文素养有了,岂不是你一辈子的受用? 
 ——《〈谈语文教本〉——〈笔记选读〉序》
13、一个不识字的人拿一本课本在手,其意义不只是识几个字,更重要的还在于学习语言,接受新的词和句式。因此,作为学习材料的课本当然不能马马虎虎。
                                        ——《谈识字课本的编辑》
14、语言文字的学习,就理解方面说,是得到一种知识;就运用方面说,是养成一种习惯。这两方面必须联成一贯;就是说,理解是必要的,但是理解之后必须能够运用;知识是必要的,大使这种知识必须成为习惯。语言文字的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到能够“行”的地步,才算具有这种生活的能力。
                                          ——《略谈学习语文》(北京敬文堂教育研究院整理)
 
 15、学语文为的是用,就是所谓的学以致用。经过学习,读书比以前读的透彻,写文章写得比以前写得通顺,从而有利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才算达到学习语文的目的。进一步说,学习语文还可以养成想得精密的习惯,理解人家的意思务求理解得透彻,表达自己的意思务求表达得准确;还有培养品德的好处,如培养品德的好处,如培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这样看来,学习语文的意义更大了,对于从事工作和培养品德都有好处。
                                ——《认真学习语文》1962.10
16、阅读是什么一回事?是吸收,好象每天吃饭吸收养料一样。阅读是吸收精神上的养料。……写作是什么一回事?是表达。把脑子里的东西拿出来,让人家知道,或是用嘴说,或者是用笔写。阅读和写作,吸收和表达,一个是进,从外到内,一个是出,从内到外。这两件事,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经常需要的。这两件事没有学好,不仅影响个人,还会影响社会。说学习语文很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认真学习语文》
17、所谓训练,当然不只是教学生拿起书来读,提起笔来写,就算了事。第一,必须讲究方法。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取精华,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通,表其情意,都要让学生们新知其故。第二,必须使这种方法成为学生终身之习惯。因为阅读和写作都是习惯方面的事情。    
-------《认真学习语文》
18、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须一句话,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
19、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因此,教师就要朝着促使学生“反三”这个标的精要地“讲”,务必启发学生的能动性,引导他们尽可能自己去探索。
——《大力研究语文,尽快改进语文教学》,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152页
20、阅读是什么一回事,是吸收。好像每天吃饭吸收营养料一样,阅读就是吸收精神上的营养料。要做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公民,吸收精神上的营养料比任何时代都重要。写作是什么一回事?是表达。把脑子里的东西拿出来,让人家知道,或者用嘴说,或者用笔写。阅读和写作,吸收和表达,一个是进,从外到内,一个是出,从内到外。这两件事,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经常需要的。这两件事没学好,不仅影响个人,还会影响社会。说学习语文很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认真学习语文》,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137
21、从前的人学作文章都注重诵读,往往说,只要把几十篇文章读得烂熟,自然而然就能够下笔成文了。这话好像含有神秘性,说穿了道理也很平常,原来这就是锻练语言习惯的意思。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419页《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22、语文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尤其重要的,在乎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分开来说,听和读是一类,说和写是一类。有了听和读的能力,就能吸取人家的东西,化为己有。有了说和写的能力,就能表达自己的心意,让人家完全明晓。这两类能力,无论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必需的,所以是最基本的能力;非着力培养不可。合起来说,这两类能力又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说,听和读的能力的加强,有助于说和写的能力的提高,反过来亦然。因此,培养的时候亦乎双方兼顾,听、说、读、写四个字中间不偏废任何一个字,才能收相互促进、不断提高的成效。
——《说话训练决不能疏忽》,见《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第35页
23/我认为教师教语文,无非是引导学生练习看书作文的本领,主要一步在透彻理解课文。而所谓透彻理解,须反复玩味课文,由字句章节而通观全篇。作者的思路,文章的脉络,都宜求之于本文,不宜舍本文而他求。
——《语文教育书简》之三,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717-718页
24、语文教师不是只给学生讲书的。语文教师是引导学生看书的。一篇文章,学生也能粗略地看懂,可是深奥些的地方,隐藏在字面背后的意义,他们就未必能够领会。老师必须在这些场合给学生指点一下,只要三言两语,不要罗哩罗嗦,能使他们开窍就行。老师经常这样做,学生看书的能力自然会提高。
——转引自《人民教育》1981年第一期:《谈教学的着重点》(北京敬文堂教育研究院整理)
25、教师之主导作用在就学生已有之能力水平而适当提高之,使能逐步自己领会课文之内容与语言之运用,最后达到不待教师之讲解而自能阅读。阅读教学循此为之,学生写作能力之提高亦非甚难事矣。
——《语文教育书简》之二十一,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732页
26、学语文为的是用,就是所谓学以致用。经过学习,读书比以前读得透彻,写文章比以前写的通顺,从而有利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才算达到学语文的目的。进一步说,学习语文还可以养成想得精密的习惯,理解人家的意思务求表达的准确;还有培养品德的好处,如培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等。这样看来,学习语文的意义更大了,对于从事工作和培养品德都有好处。
——《认真学习语文》,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139页



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摘录

第一部分:通论
一、什么是“语文”
 ●什么是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这个名称是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用起来的。解放以前,这个学科的名称,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解放以后才统称为“语文”。
——《认真学习语文》,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138页
●“语文”一名,使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
——《语文教育书简》二十,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730页
二、“语文”的性质
●(语文)“从思维科学角度来说,它是思维工具;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它是表达、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从教 学论的角度,它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工具。”
——邹贤敏《科学精神,人文情怀》,见《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丛书主编视点”第1页
●“语文是人与人交流和交际必不可缺的工具,不善于使用这个工具,就无法工作和生活”语文教学“现在可不是让他们去应付考试,而是要让他们掌握生活和工作必要的本领。”
——《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第2页
●语言是一种工具。工具是用来达到某个目的的。工具不是目的。比如说锯子、刨子、凿子是工具,是用来做桌子一类东西的。我们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思想和语言是分不开的,想心思得靠语言来想,不能凭空想。可以说,不凭借语言的思想是不存在的。固然,绘画、音乐、舞蹈表达思想内容是不凭借语言的,绘画凭借线条和色彩,音乐凭借声音和旋律,舞蹈凭借动作和姿态,可是除了这些以外,表达思想都要依靠语言。
——《对学习语文要有正确的认识》,见《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第38页
三、语文教学的目标或任务
●语文教育应“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
——邹贤敏《科学精神,人文情怀》,见《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丛书 主编视点”第2页
●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要达到这样地步,仅仅读一些书籍与文篇是不够的。必须有关各种学科都注重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惟一学科。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当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要的。
——《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56-57页
●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并不是生活上一种奢侈的要求,实在是现代公民所必需具有的一种生活的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就是现代公民生活上的缺陷;吃亏的不是个人,同时也影响到社会。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2页《略谈学习国文》
●学童所以需要国文,和我们所以教学童以国文,一方面在磨练情思,进于丰妙;另方面又在练习表出情思的方法,不至有把捉不住之苦。这方面,前者为泉源,为根本,所以从事开浚和栽培,最为切要。切要的一步既然做到,自然联带及于后者,才研究到种种形式的问题,倘若观念颠倒,以为一切讲习作述,就是国文的出发点。于是种种功夫都成空渺的劳力;在学童唯感这是并非需要的学科,即不努力亦无甚损害。至此地步,国文教授当然失败。所以欲求成功的教师,当从为儿童特设的境遇里,发展儿童的心灵,务使他们情绪丰富,思想绵密,能这么做,才是探源的办法。顺次而训练学童的语言使其恰当所思,明显有序,最后乃着力于记录写述等形式的方法。
——《小学国文教授的主问题》,见《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第91-92页
●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象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说到教育意义,就牵涉到内容问题了。……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的道德,……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
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要达到这样地步,仅仅读 一些书籍与文篇是不够的。必须有关各种学科都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挡其任的惟一学科。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
——《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56-57页
●还要学习语文,目 的何在呢?就在于把“听”“说”“读”“写”四项基本功学得更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相互协作相互支援的时代里,人人都的学好这四项本领。谁不学好这四项本领,他个人吃亏还是小事,严重的是会使社会受到或大或小的损失,那就是关系到公众的大事了。……
——《认真地努力地把语文学好》,见《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第252-253页(北京敬文堂教育研究院整理)
●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最终目的为: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教师之训练必须做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
——《语文教育书简》之二,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717页
●学习国文该认定两个目标:培养阅读能力,培养写作能力。培养能力的事必须继续不断地做去,又必须随时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才会成功。所以学习国文必须多多阅读,多多写作,并且随时要求阅读的精审,写作得适当。
在课内,阅读的 是国文教本。那用意是让学生在阅读教本的当儿,培养阅读能力。凭了这一份阅读能力,应该在阅读其他的书,以及报纸杂志等等。这才可以使阅读能力越来越强。并且,要阅读什么就能阅读什么,才是真正的受用。
在课内,写作的是老师命题作文。那用意是让学生在按题作文的当儿,培养写作能力。凭了这一份能力,应随时随地动笔,写日记,写信,写笔记,并且,要写作什么就能写做什么,才是真正的受用。
——《中学国文学习法》,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120页
●国文教学的目标,在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字的技能。
——《〈略读指导举隅〉前言》,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19页
●国文教学悬着明晰的目标: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章的技能。这些目标是非达到不可的,责任全在教师身上;而且所谓养成,培植,训练,才算达到了目标。
——《论国文精读指导不是逐句讲解》,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65页
●再说“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未免失掉了平衡。而一般社会对青年学生要求的却正是这两种能力,他们要求学生第一要写得通,其次要读得懂。
——《〈国文教学〉序》,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51页
●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于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所谓训练,当然不只是教学生拿起书来读,提起笔来写,就算了事。第一,必须讲求方法。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们心知其故。第二,必须使种种方法成为学生终身以之的习惯。因为阅读与写作都是习惯方面的事情,仅仅心知其故,而习惯没有养成,还是不济事的。国文教学的成功与否,就看以上两点。
——《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点》,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57页
●在这里,颇有问一问国文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必要。我们的回答是“整 个的对于本国文字的阅读与写作的教养”。换一句话说,就是“养成阅读能力”、“养成写作能力”两项。
——《国文科之目的》,见《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第16页
●说明白点,就是对于普通文字的阅读与写作,人人要得到应得的成绩,绝不容有一个人读不通写不好。这个目标应该在中学阶段达到,到了大学阶段,学生不必再在普通文的阅读与写作上费工夫了—现在大学里有一年级国文,只是一时补救的办法,不是不可变更的原则。
——《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点》,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62页
●(语文)有一项特殊的使命:训练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和良好习惯。(在这里,我不大愿意说“知识”)……我不大赞成 “语文知识”这个说法。把语法、逻辑、修辞之类作“知识”,好像只要讲得出来就行,容易忽略实际运用。现在大家既然用惯了“知识”这个词,那么就得把这个词 的意义扩大,把能力也包括在内。要让学生把知识化为自己的血肉,在生活中能够随时运用,教学的目的才算达到了
——《关于编教材》,见《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 》第113页和116页
●语文教学的目的之一,是培养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包括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关于编教材》,见《重读叶圣陶•走进 新课标》第116页
●国文教学的目标原在看书能够了了,作文能够通顺,现在实效和目标不符,当然是国文教学没有成绩。
——《认识国文教学》,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86页(北京敬文堂教育研究院整理)





从叶圣陶教育思想所想到的
——读《六位教育家》有感之三
    叶圣陶教育思想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在20世纪我国社会变迁和教育改革尤其是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思想,它具有普遍意义、当代价值和民族风格。叶圣陶教育思想内涵丰富,包括教育改革思想、以人为本思想、教为不教思想、养成习惯思想和创新教育思想等。
    在正进行的新课程改革中,汲取借鉴叶圣陶教育思想,对于我们丰富教育素养、更新教育观念,优化教育行为,升华教育境界,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叶圣陶教育思想具有巨大的现实性,新课改需要叶圣陶教育思想来引领和指导。
    一、叶圣陶教育思想和新课改都十分重视学生的自学能力。
    如果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精髓,那就是“都是为了达到不教”。为了不教而教,这表面上似乎看来相互悖离,但仔细研究就会觉得并不矛盾。叶圣陶认为:“教师当然必须,而尤宜致力于‘导’。导者,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之,率至于……”“不教是因为学生能够自己学习了,不再需要老师教了……达到不需要教,就是要教会自己学习的本领,让他们自己学习一辈子。”为了达到这一教育目标,叶圣陶先生指出,教学必须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必须让学生自主学习,让学生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必须树立生活本源观。
    叶圣陶先生这一思想,也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新课程所追求的目标,也正是已经颁发了新课程标准所确定的努力方向。
    二、叶圣陶教育思想和新课改都十分重视突出学生为主体地位。
    我们正在进行的新课改,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要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新课程中的学生是发展的人,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人。所以,关注人是新课程的核心理念,就是一切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
    叶圣陶先生的“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提出正是基于学生的今后的发展,学生的终生发展的教育思想正是关注人的发展的具体体现。教是手段,不需要教是目的。要达到不需要,教学过程中就考虑今后的不需要教,即在教的过程中“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之。”
    在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步自求得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如何做呢?如何“导”呢?
    首先,教师心中有学生,要想到学生未来的发展,要想到学生今后的不需要教也能终生学习这个目标。有了这样的目标,教师就可能时时处处考虑到,现在的每一堂课,都将使学生获得整个一辈子的能力,每一次的教都将使学生获得“自求得之”的具体方法。
    其次,教师的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牢固树立学生的主体的观念,老师的身份角色,是“导”,是辅导、引导、开导。
    第三、教师在面对学生时,应该肯定学生的差异,而绝对不能强求一律,强求整齐划一,应该强调学生是有个性的人,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一个学生就是一个世界。我们应该关注每个学生的差异,千万不可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所有学生,也不能用一种方法对待所有学生。“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学生的个性是千姿百态的,而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也应该丰富多样。让我们的教育能够让我们的教学活动塑造人的个性。
    总之,教师“导“,应该以学生的学为重心,以教学的对象为主体,充分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让教师的导,具有丰富性、多样性的特点。
    心中有了学生,想到了学生的未来,就能自然地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有了主体地位,就能关注学生的个性,而一旦关注了充满个性的学生,关注学生的情绪生活和情绪体验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新课程理念倡导让学生在宽松、和谐、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教师要努力把微笑带进课程教学中。一进课堂,把信任的目光投向每一位学生,满足学生的表现欲,不要轻易批评学生的活跃好动,适时地应用激励性语言、动作和神态,来激发学生的新的求知欲望,使课堂成为学生自由挥洒的天地,语文课上成诗意的语文课。苏霍姆斯基说过:学校的学习不是毫无热情的把知识从一个头脑传授到另一个头脑中去,而是师生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心灵的接触。这就是说,教师要具有一颗“童心”,愿意走进学生丰富多彩、曼妙无比的生活情感世界。教师要有同理心,时刻想着如果我处在学生的位置会有怎样的情绪感反应,不然就可能以教育的名义伤害了学生而不自知,在动机和结果之间出现巨大反差。
    除了关注学生的情绪生活和情绪体验以外,还必须关注学生的认知水平。每个学生都有可能通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都能成材、成功。这是教育的真谛。孩子们知识水平和能力的提高双方都要付出心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知水平还存在一定局限的学生需要我们去关心,去呵护,去引导,而不是“拔苗助长”、“越俎代疱”。学生发展过程中会有“真实的残缺”,而“真实的残缺胜过虚假的完美”。因为是真实的,所以才是可贵的。因为是残缺的,所以才需要我们去关心,才需要我们去引导,才需要我们去帮助去完善。所以关注、呵护学生的认知水平,是一个认知过程,成长的需求。我们经过努力会收获一种难以言说的丰厚回报。
    三 、叶圣陶教育思想和新课改都十分重视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和成长。
    所谓教学相长,教与学互为前提而存在,一个理想的课堂是教与学的完美结合,在这一个活动中,学生处于主体地位,教师则处于主导地位,也就是叶圣陶所强调的“导”。
    学生居于主体地位,而教师居于主导地位,这种引导显得更为重要。学生的主体地位已确立,教师的主导并不是可有可无,即使有了导也不是放羊式的消极的形同虚设的导,而是应该像叶圣陶所提出的“致力于导”。
    能致力于导的教师,才是我们新课程所大量需求的教师。叶圣陶先生提出,实现不教的关键在于教师素质的提高。这句话明确地告诉我们,在引导学生从需要老师到逐步不需要老师的过程中,老师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教师的素质得不到提高,那么学生最终走上不需要教的道路是不可通达的。
    《基础教育参考》刊载的《教师的三种专业境界》提出;依据专业水平的层次,教师大体可分为教书匠、名师和人师三种境界。
    教书匠深陷“此山中”的禁锢与迷绕,常自我设限,自我框死,对于教学,教书匠多唯参唯教条,“匠气有余,质气不足”,容易将涌动着生命气息、千姿百态的教学固定化、模式化。教书匠的教学往往干瘪刻板,味同嚼蜡,生气全无,是对一个人独立发展的致命捆绑与桎梏。对于学生,教书匠对其人生的感召微乎其微,黯淡无光;不仅不能成全学生完美发展,而且无意将学生也禁限于自己受制的“旧轨道”上。日本教育家东洋先生有言:“一个蕴藏着才能的青年,只是由于落到了某位半瓶醋的老教书匠之手,于是丧失了英才的光芒……”,因为“平庸的教师只能限制学生的智力,把学生束缚在教师自己的狭隘的能力范围之内。”(卢梭语)
    名师和人师确实不是每个老师都能做到的,但教书匠却是可以避免做的。新课程的实施就要求教师能够在教学专业上得到长足的进步和成长,让更多的人摆脱教书匠那一套毫无生气的陈规戒律。
    如果说名师是一个思考者,他反思自身的专业成长,思考学生的未来趋向,引导学生做出规划。“思考一切学生,一切思考学生,思考学生的一切。”是名师思考的逻辑起点,也是价值取向。我们应该以名师为榜样,始终以人为发展,以人的终生学习为出发点和归宿。
    人师则是比名师有着更深的洞悉和超脱。他不仅具有独特的判断和独立的思考,而且能正确地引导学生,使学生如沐春风,如醍醐灌顶。人师是一个人格崇高的人。人师的崇高人格是一种教育力量,一种最珍贵的教育宝库。“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对自己从事的教育事业至死不渝。人师是一个热爱学生的人。“我没有一切,只有学生”,是人师最高境界的自然袒露。
    很显然,人师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终生追求的目标、方向,叶圣陶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师。
    “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这个论断,闪现出人性的光芒,人类的睿智。他的教育思想应该是新课改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我们才能朝着正确的教改方向,努力迈进。
    因为新课程理念倡导新的教育观,新的学生观,新的教师观,新的课程观,新的教学观,所以说,进行新课程,实行新课标,这恰恰是我们努力实践叶圣陶教育思想的广阔舞台!(北京敬文堂教育研究院整理汇总)

 

编辑:敬文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