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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曙虹 | 特色办学是历史大趋势,我们真的认识到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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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3-09-16 15:13

去年5至6月,我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在本公众号发布了以下内容。近来在本公众号后台也常能看到有朋友在翻阅这些文章。

因为我本人竭力倡导特色办学,也希望能赢得越来越多的同道者,特别是在8月30日教育部等三部委《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中再次明确提出要“培育一批优质特色高中”后,我认为国家层面关于特色办学的信号依旧十分强烈。故将这些内容再集中发布一次,供新关注我公众号并对此话题感兴趣的朋友研读。

本次发布增补了一些以往国家关于特色办学的政策,并酌情增补了一些其它观点。


20220207

反对特色办学,究竟是在反什么?

全国著名校长李希贵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观点:希望学校没多少特色,但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

——对后半句话我高度认同,但前半句话我估计会产生很大争议,因为他所执掌的北京十一学校,其几乎无与伦比的办学特色已被几乎举国学校奉为圭臬。

全国著名校长李镇西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观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只要认真完成国家教育任务即可,无需办出特色。他甚至表态:“我想办一所没有特色的学校。”

——事实真相如何呢?我来引用百度百科上对他曾执掌的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属义务教育阶段)的一段介绍:

在李镇西校长的引领下,武侯实验中学教师、学生与家长一起感受到了“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所带来的成功感,自我专业发展成为教师的日常自觉行为,教师业务能力突飞猛进,学校的办学水平蒸蒸日上,“新教育”已成为武侯实验人共同的“平民教育”梦想,“新德育”、“新课堂”之花在这里悄然绽放,“六大行动”正深入开展,“让人们因为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的人文精神深入到每一个武侯实验人的内心。

试问,该校对“新教育实验”的践行,是否已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全国著名校长柳袁照先生也曾在中国教师报撰文表达过“学校不必有特色”的观点。

——然而,他曾执掌的苏州十中被媒体誉为“最中国”的学校。

著名教育学者石中英先生曾撰文对一种“特色办学”现象——概念丛林——提出了质疑:

对于学校的办学理念,有的叫“生命教育”,有的叫“小公民教育”,有的叫“尊重教育”,可谓是多种多样;对于学校的文化,可能是受所谓的“一校一品”的学校文化建设思路的启迪,有的学校致力于打造“雅文化”,有的致力于打造“家文化”,有的致力于打造“石文化”,真是百花齐放;对于学校的课程,有的把自己学校的课程叫做“幸福课程”,有的把自己学校的课程叫做“梅花课程”,有的把自己学校的课程叫做“蒲公英课程”,诸如此类,各有说法。置身于这样丰富多彩的教育概念之中,一方面深切地感受到一线教育工作者致力于教育创新的热切和执着,另一方面也隐隐约约感受到他们在认识和实践上深陷这种概念丛林的无奈和苦恼。

另外,著名教育评论家吴非先生也曾在中国教育报发表《学校一定要有“特色”吗?》一文,对学校热衷于追求特色的现象表示反对。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把自己学校推向特色之巅的校长,为什么要反对特色办学?为什么会有不少教育学者站出来反对国家倡导的特色办学?

在下文中,我尝试回答这样一些问题——

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特色办学?

学校究竟要不要、能不能特色办学?

许多教育大咖们反对的究竟是怎样的“特色办学”?

学校该如何走出自己的特色办学之路?


特色办学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学校要不要特色办学?认识和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放大格局,将其置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中考察。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经典命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今天探讨特色办学的历史趋势,正适用于这个重要命题。


工业时代的学校特征——规范化、标准化、同质化


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是一场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统一性生产取代分散的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产业革命,它随后向整个欧洲大陆传播,19世纪传至北美,接着又传播到世界各国。这场生产力的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转变。

在这场工业革命的呼唤下,实验性、经验性的科学研究日益发展,以先验的演绎为生命的哲学便因其不可经验而开始备受攻击,科学迫切需要打破必须以哲学来为自己合法性作证的局面,建立属于自己的哲学认识论。于是到了19世纪上半叶,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宗旨、阐释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哲学应运而生,宣告了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彻底分化。

实证哲学创始人孔德认为,“实证”所蕴含的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等意味,是人类智慧的“最高属性”,这种最高属性是通过自然科学的发展而确立的。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往无功利目的的自然科学成果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应用于技术生产,从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因此自然科学及其法则被提升到至高的地位。

总之,近代科学思潮力图从自己的法则出发统一整个哲学规范,并力图在工业、技术之上组织社会生活,构建经济、政治体系。甚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诚如哈贝马斯所言:“在发达工业国家,科学技术不仅成了一种为和平的和令人满意的存在奠定基础的主要生产力,而且也变成一种使一个同群众隔绝的管理上的高压统治合法化的新的意识形态形式。”

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形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信奉绝对权威,强调主体(统治者)对客体(物与被统治者)的占有、支配。

建立在工业化时代及其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现代教育,主要从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出发,追求的是规范化、标准化、同质化,忽视甚至否定了教育理应具有的“人”的属性,也忽略了不同学校存在的特殊性。

我国虽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社会性质上的根本差异,但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现代化征程上也遇到了西方国家曾经遇到的相似问题。表现在学校建设上,就是寻求大一统,就是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政策驱动,就是千校一面的同质化现象。这种模式在学校发展的初级阶段是非常必要和高效的,但它也带来很多问题,如政府和学校责权不清,学校主体地位矮化,学校自身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不够、办学特色不鲜明等。


信息时代的学校特征——多样化、差异化、特色化


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后工业/信息时代,进入了后现代,它的最基本特征就是信息多元,信息多元又必然导致价值多元。

后现代哲学认为,基于工业时代的现代理性表现为总体性,而总体性就意味着简约化、绝对化,意味着话语霸权。所以,需要破除人们对这些理念的绝对确信,需要建立起多元性、差异性、不确定性、边缘性、可选择性的思维模式。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科布指出:“后现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这可以看作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起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虽然提出了某些建议,但总体上持开放的、非决定论的态度,主张以日常叙事消解宏大叙事,以多元阐释消解“中心”情结,以承认差异的新思维取代强求统一的旧思维。

这种后现代哲学观无疑为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当今教育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办学实践、为学校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视角。

随着我国办学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大一统、同质化的办学模式广受诟病,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呼声越来越高,学校自主发展、内涵发展、特色发展的意识越来越强,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已成为从国家教育战略到校长办学实践的共同诉求。我们所说的自主办学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之下,学校自主地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发展规律作出如何办学的决策并实施办学行为。自主办学与宏观调控是政府与学校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新关系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正是两者共存才使政府控制与学校自主办学处于一个合适的状态,推动整个教育管理机制正常运行。这种变化极大地强化了学校自我发展的期望,增强了学校自求发展的推动力。一句话,“大家不同,大家都好”的各级各类学校多样化、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作为尚未彻底完成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中国学校,还面临着一个实现现代性和超越现代性的二律背反式的“围城”。对于正在追求高质量发展、努力迈向现代化的学校,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只能选择现代性,但这一定是有待学校自己创造和修正的现代性。因为后现代主义对我们超越现代化“围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它对现代社会同质性、绝对性的批判以及对后现代社会的探索,有助于我们批判性地反思和把握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本质,使我们能够立足多样性、差异性的背景寻求学校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虽然从当下的现实来看,“后现代”似乎正成为过去,集团化办学、县管校聘等举措正在重新塑造“同质化”的学校管理模式,但我坚定地认为,放到历史长河中考察,这些举措只能是过渡性政策,特色办学必将是“永恒”的命题。)


特色办学是一以贯之的国家教育战略

自从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后,我国教育界就开始了对特色办学的探讨。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其中明确提出中小学要“办出各自的特色”,这可以看作我国首次对特色办学所进行的“顶层设计”。

2001年开始推行的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目标之一是“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而校本课程制度的建立,就是学校“办出各自的特色”的直接路径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共计2.7万多字,单“特色”一词就出现了23次,其中明确指出:“要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出名师、育英才。”

2017年国务院《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推进‘一校一品’校园文化建设,引导各级各类学校建设特色校园文化。”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学校要开展艺体特色活动与课程,要形成教学管理特色

2020年9月教育部等八部委《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支持学校结合本地本校实际,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又进一步要求“大力构建……富有特色的学校文化”。

2021年3月由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在《评价指标》的考查要点9中提到:“处理好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充分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促进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考查要点21提到:“制定符合实际的学校发展规划,推进学校内涵发展、特色建设,增强学校办学活力。”考查要点24提到:“建设体现学校办学理念和特色的校园文化……”

2022年1月由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中办学质量评价指南》,在《评价指标》的考查要点29提到:“制定符合实际的学校发展规划,推进学校内涵发展,增强学校办学活力;将办学理念和特色发展目标融入学校管理、课程建设、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努力办出学校特色。”考查要点35也提到:“建设体现学校办学理念和特色的校园文化……”

2023年7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制定《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培育一批优质特色高中,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扎实推进”。

由此可见,30年来,特色办学一直被列为国家级教育战略。它是推动基础教育均衡、优质、内涵发展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是学校建设的基本任务,也是学校发展的基本取向。没有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特色化发展,我们也就难以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战略任务。


特色是什么,不是什么?

我所理解的办学特色,是指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稳定、为社会所认知并认可的办学风格,它往往既体现为学校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又体现为教师“习俗化”的情感和智慧倾向,还体现为学生独特的言行与精神风貌;既表现出学校教育的某种优势,又表现出学校特有的文化气质。

中国教科院研究员邓友超提出用三个“度”来衡量学校是否形成了特色:

一是标准度,就是学校的独特之处要在“平均数”以上,在基本办学标准之上;

二是贡献度,就是指这些不同要被转化为优势,转化为育人力量,推动学校办学水平不断提高;

三是显示度,就是这些不同经过沉淀最后形成了学校的发展路径和办学风格。

从办学特色的内涵出发,再用这三个“度”来衡量,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办学特色在不少学校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事实上,许多学校在办学实践中都逐渐形成了这种鲜明的特色,并且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学校对内凝聚人心、对外强化认同的文化符号。

我们看到有不少“特色论”的反对者,仿佛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般,先把特色树为假想敌,然后再猛烈攻击,诸如:搞了特色就必然丢了本色、搞特色是把手段当目的、追求特色就是猎奇和善变,等等。我们不否认特色学校建设中存在简单化、形式化、片面化、表面化、口号化、庸俗化等现象,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不能因为有歪嘴和尚念歪了经,就质疑和否定“真经”本身。

追求特色不是原罪,不能不加区分地一概反对。我们要反对的,是那些“歪嘴”现象:

我反对行政命令的、贴标签式的“一校一品”“一校一特色”,它极易将内在形成特色与生硬地“搞特色”混为一谈,就如同强扭的瓜,体现的是教育霸权;

我反对举校体制的、整齐划一地追求某一“特色”项目,因为它是在逼使秉性各异的学生同质化发展,违背了教育理念和规律;

我更反对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特色”,那种为了招生宣传,为了应付各类检查、督导、验收等而刻意编造“特色”的行为,彻底违背了教育的伦理。

特色,应该是一所学校特有的文化气质。有人说:一个哈佛毕业生站在你面前,说不出三句话就能听出他浓浓的哈佛腔。有特色的学校就像一个能量强大的生态场,身居其中久了,会情不自禁地被其氛围浸染并逐渐趋同,在思维方式乃至行为方式上都潜移默化地打上这所学校独特的文化烙印。

特色,应该是一所学校特有的文化战略。它是学校基于自身文化传统、现实形态和愿景展望的一种独特的战略建构,它既统领学校的全局性工作,又规划出未来长远的发展趋向;这种战略建构还有一个个性化的概念来指称,有鲜明的文化标志。它是学校核心价值的体现,是教育质量和信誉的体现,是凝聚全校师生心智的源泉。

总之,在深化教育“放管服”改革、逐步落实中小学办学主体地位的今天,在教育“更加注重融合发展”的理念指导下,特色办学将超越以往过多关注特色项目、特色活动的形而下思维,走向宏观的、战略性的学校特色建构。也就是说,我心目中理想的办学特色应具备这几个特征:

第一,内源性,即必须植根于学校办学传统和内生机制;

第二,基础性,即必须体现学校育人的根本属性;

第三,全面性,即必须统领学校的全面工作并着眼于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成长;

第四,差异性,即具有不同于其他学校的独特之处。


办学特色形成的内在依据

因遗传基因、成长环境、受教育程度等的差异,每个人都会形成不同的个性特征。同理,因办学缘起和发展沿革不同,所处社会生态不同,师资和生源的实态不同,办学者的办学理念和理想不同,因而从道理上讲每所学校都应是不一样的存在,都有自然形成的气质特征与文化品性。

顾明远先生在《论学校文化建设》一文中举过这样的例子:“学校真正的特色就在于学校的文化建设上。例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文化就不同,清华讲究科学、严谨,北大则继承蔡元培校长的传统,讲究学术自由、兼容并蓄……”我们都知道,这两所顶级高校各自的特色并不是人为地、刻意地制造出来的,而是经由长期的积淀,经由一代代师生在这种氛围中浸染并对其认同、践行、坚守、弘扬而生成的。

正因为每所学校都有唯一属于自己的生存形态,因而从理论上讲所有学校的文化都不可能千篇一律,都应该有其自然形成的办学特色。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并传承下来的深层心理结构和精神内核,是学校最本质、最独特的生命体现,也是学校发展的内在依据。一旦学校对自身历史形成了高度的自觉,就意味着学校发展具有了内源性和创生性,办学特色的形成便具有了内在的逻辑依据。

然而多年来,许多学校办学的理念、思路和模式高度同质化,千校一面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无视自身历史、割裂自身传统无疑是重要因素。

学校文化建设应促使学校形成历史自觉,主动探索学校发展演变的规律和趋向,正确认识学校传统中必要而且可能弘扬的内在根据,进而取得在学校未来发展选择中的自主地位,在传承的基础上积极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选择、文化组合与文化重构,最终形成底蕴深厚、魅力独具的办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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